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曾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第三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早年创办《新秩序报》，并领导工厂委员会的革命运动，后来又在意大利议会中领导共产党党团进行团结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于年被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并被非法判处二十年徒刑，在狱中度过了十一年的漫长岁月。他在极为艰苦的监禁条件下，不顾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一直坚持学习和写作。今天，他的《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已受到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重视，并对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现代君主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札记葛兰西
·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政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政治要素·政党·世界观和实际态度：全局的和局部的·关于“经济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几个问题·预见和前途·国家的经济—团体阶段·对形势的分析。力量的对比·论官僚制度·定比定律·代议制政府的数量和质量·连续性和传统·自发性和自觉领导·反对拜占庭主义·总体工人·唯意志论和社会群众《君主论》的基本特点在于它以“神话”的戏剧形式把政治思体系和政治学融为一体，它不是长篇大论的说理文章，而是一部“生动形象”之作。在马基雅维利以前，有关政治学的论著或以想象丰富著称，或以学识渊博见长。马基雅维利则两者兼而有之，他采取了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把理论的、理性的原理体现在作为“集体意志”的形象化和“拟人”化象征的统帅形象之中。对于追求一定政治目标的一定集体意志的形成过程，马基雅维利并不采用冗长的议论或对行动方式的原则和标准细加分类的方式加以说明，而是通过一个具体个人的品质、特征、职责和需求来加以描述的。这种手法激励那些需要加以说服的人去运用艺术想象力，并赋予政治热情以一种更为具体的形式。*
*应该查一查在马基雅维利之前的政治学著作，是否有人在《君主论》之前采用过这种拟人化手法的其他例子。我之所以说《君主论》具有“神话”性质，也同这本书的结尾有关；因为马基雅维利在描述了理想的统帅之后，紧接着在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中向一位现实中的统帅呼吁，希望这位统帅能成为历史上理想统帅的化身。这种热情的呼吁贯穿全书，因而使这部书具有戏剧性。卢索在其《马基雅维利论》的序言中把马基雅维利称作政治学艺术家，而且在某一处也曾用过“神话”一词，但这个词与上述意义并不确切吻合。
我们可以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索列尔的“神话”的一个历史实例即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的实例来加以研究，这种政治思想体系既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乌托邦，也不是一种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对于分散的人民起作用的、使他们产生并组织集体意志的具体的幻想的产物。《君主论》的空想性质在于这位君主并不存在于历史现实之中，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地和客观地出现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而地粹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是领袖和理想统帅的象征；但通过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变化，那贯穿全书的激情与神话成分融为一体，在结尾一章向“实际存在的“大公的呼吁中简直呼之欲出了。通观全书，马基雅维利所探讨的是，一位想要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这部书立论严谨，逻辑上无懈可击，识见超脱，学术上独树一帜，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同人民结合在一起，自己成了人民，但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在前面的叙述予以说服了的人民；这种人民的意识在马基雅堆利身上得到表现，对此他本人是意识到的，他感觉到自己与人民的同一性。看来，整个“逻辑上”的结构无非是人民本身的反映，在人民的意识中所进行的内部说理，最后，则以发自肺腑的热情呼吁而告终。从叙述本身所产生的热情又成了“激动”、狂热、对行动的迫不及待的渴望。正因为这样，《君主论》的结尾就不是什么硬加上去的“蛇足”，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必须把它看做是这部作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实际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使这部著作成为一种“政治宣言”。 不妨研究一下，索列尔的神话意识形态观为什么始终只停留在公会的概念上，而不能更进一步成为对政党的认识。当然，对索列尔来说，“神话”的最充分的表现形式并非作为集体意志组织的工会本身，而是标志着集体意志已经在起作用的工会的实际行动。这种实际行动的最高成就应该是总罢工，也就是所谓“消极行动”，它具有消极的和前奏的性质（只有各种不同意志之间的协调一致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它才具有积极的性质），对这种行动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阶段是无法预先设想的。因而在索列尔的学说中存在着两种必要性——神话的必要性和批判神话的必要性——的冲突，“因为任何一种预先制定的计划都是乌托邦的和反动的”。这种行动最后如何收场，那只有听凭非理性的干涉，偶然性（即伯格森所称的“生命冲动”）或“自发性”*去发挥作用了。
*这里必须指出，柯罗齐对历史与反历史问题的提法，同他在其他问题上某些思想方式之间包含着矛盾：如，他对“政党”的厌恶，以及他关于社会事件“可以预见”问题的提法等。（参见《批判谈》第1辑第—页，对路陀维科·利门塔尼的《社会事件的预见》一书的评论，都灵，波卡书店，年版）。如果社会事件不能预见，预见概念本身就是无聊，那么非理性的东西势必会占上风，人的任何组织就必然成了反历史的了，也就是说，都成了“偏见”。于是只好本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准则去个别解决历史运动所提出的每一个实际问题，舍此别无良法；这样一来，机会主义也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政治路线。（参见《文化与精神生活》上刊载的柯罗齐的文章《党是明智也是偏见》）。
但神话会是“非建设性”的吗？加入按照索列尔的设想，利用分化（“分裂”）——哪怕这种分化是暴力的，也就是说，摧毁现存的道德关系和法律关系——来使集体意志停留在其最初形成时的那种原始低级阶段上，那么这种手段又怎么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呢？这种发育不良的集体意志会不会就此夭折而分散成无数个在当时的积极阶段上各奔前程、倾轧冲突的个体意志呢？没有破除就没有创新，对于这个问题，姑且存而不论——因为这不是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而是从实践上，也就是从政治上，作为党的纲领而说的。至于索列尔的观点，那显然是：在自发性背后有纯粹机械论的设想，在自由（意志——生命力）背后有最大的宿命论，在唯心主义背后有绝时的唯物主义。 现代君主，神话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体指哪个个人；他只能是集体意志已在社会上被承认，或多或少以行动表现了自己的存在，并开始采取具体形式时所出现的成分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历史已经提供了这种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一种基本细胞，其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芽。在现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间不容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当机立断的历史政治行动，才能由具体的个人以神话方式加以体现；之所以需要当机立断，是因为情势危急，千钧一发；同时，正是这种紧急状态使激情和狂热一下子白热化，从而把凡是足以损害统帅“天纵英明”观念的批评意见和冷嘲热讽统统消灭（在布朗热的冒险行动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应急的权宜行功按其性质来说不可能维持长久，也不可能是有机的。一般说来，这种行动只有在复辟和改组的情况下才采取，至于建立新的国家或建立新的民族结构与社会结构则不宜采用这种手段（这一点正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有待讨论的问题，至于书中谈到复辟的问题，那无非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文学笔法，借以说明意大利人是古罗马人的后裔，所以恢复罗马帝国秩序，重振国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这种行动不可能有独创性的建树，只是“消极守成”，它的思想基础是认为现存的集体意志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陷入了一种岌岌可危但还不是最后毁灭性崩溃的境地，因而只需要把它重新加以集中和加强，——但绝不是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集体意志并把它导向具体和合理的目标，而这种目标的具体性和合理性尚未受到现实的和人所共知的历史经验的批判性检验。
*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关于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政治观一方面受到法兰西和西班牙专制君主制大帝国的榜样和范例的启迪，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古罗马帝国的缅怀。但应该强调指出，决不能因此而把马基雅维利同文学传统混为一谈。因为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的必要性并不能依据文学传统来论证，它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因素；同时，这种思念古罗马之幽情是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的背景下抒发的，所以看上去不是那么空洞，而是恰如其分。在第7章《论军事艺术》里可以看到这番话：“这块土地（意大利）看来有天生的起死回生之力，正如我们在诗歌、绘画和雕塑方面所看到的那样”，——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军事艺术方面就不可以有再发现呢？等等。必须把这类有关的论述全部收集在一起，才能确切判明其性质。
索列尔对雅各宾派深恶痛绝，这表现了他的“神话”观念的“抽象”性（这种反感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道德上的憎恶），而雅各宾派无疑是马基雅维利所宣扬的君主的“绝对化身”。一部《现代君主论》应该有一定的篇幅专门探讨雅各宾主义（指这一概念在历史上已经取得的完全意义而言，并且从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来说也应该具有这种意义）。雅各宾主义是集体意志具体形成和起作用的实例，这种集体意志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崭新的独创性的产物。应该对集体意志以及一般政治意志下一个现代的定义：它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灼见，并在富有实际效果的历史剧中担任主角。 在开头的几节里，应该有一节专门探讨“集体意志”，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一种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因此必须对该国的社会结构作历史的（经济的）分析，并对多少世纪以来为了唤起这种意志作了哪些尝试以及这些尝试相继失败的原因，作出“戏剧性的”描述。为什么在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没有建成专制君主国？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罗马帝国（联系语言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并了解中世纪地方自治行政区的职能、天主教的意义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对意大利的整个历史加以概述——这种概述是综合的，但必须十分确切。 为创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而作的各种尝试之所以不断地遭到失败，其原因要从由于地方自治行政区资产阶级解体而产生的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存在中去寻找，要从另外一些反映意大利国际职能（即作为教廷所在地和神圣罗马帝国嫡传苗裔）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去寻找，等等。这种职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位就决定了可以称之为“经济—团体”的国内局面，——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切封建社会中最坏的、最少进步和最为停滞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始终看不到有强大的雅各宾力量的存在，始终无法形成这样一股力量，而在其他国家里正是这种雅各宾力量唤起并组织了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并导致现代国家的建立。形成这种意志的必要条件到底存在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条件同与之相敌对的力量之间目前的关系究竟如向？传统的敌对力量是土地贵族，更广泛地说，是整个土地所有权。意大利所固有的特点就是有特殊的“农村资产阶级”——由于地方自治行政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解体而遗留给近代的寄生者（“百市”，“沉默的都市”）。应该把那些在工业生产方面得到相应发展并具有一定政治历史文化水平的城市社会集团的存在，视为积极条件。与此同时，还必须有广大农民群众踊跃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否则，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就根本不可能形成。马基雅维利想要通过建立一支新的民兵来做到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也正是采取了这个办法；马基雅维利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一种早熟的雅各宾主义，而这也正是他的民族革命观的最早来源（或多或少是有成效的）。年以后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传统阶级在千方百计地防止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在以保持消极均衡为特点的国际体系中维护着“经济—团体”的权势。 《现代君主论》所必须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精神和道德的改革问题，即宗教问题或世界观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感到，现存的传统缺乏雅各宾主义并对这种主义抱有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在哲学上的最新表现，就是贝·柯罗齐对宗教所采取的马尔萨斯主义的态度）。现代君主应该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扬者和组织者，这也就是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今后发展，以全面达到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奠定基础。 这两个基本要点——一个是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形成，而这种意志的组织者及其积极而有效的体现便是现代君主；另一个是精神和道德的改革——，应该构成全书的骨架。必须把具体的、各项纲领性的条目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它们应该以讨论的方式“戏剧性地”表达出来，而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学究式说教。 如果不先从经济上进行改革，不先改变社会被压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能不能进行文化改革？能不能改善社会被压迫阶层的文化地位？精神和道德的改革不可能不同经济改革的纲领相联系，不仅如此，正是这种纲领才是实行一切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具体形式。现代君主在自身的发展中，将彻底改革整个精神和道德关系的体系，因为这种发展恰好就等于：判断任何行动的利弊好坏，完全是以现代君主本身作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要看这种行动是有助于加强它还是反对它。在人们的意识中，君主会取代上帝或无上命令的地位，成为建立现代世俗政治并使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一切风俗习惯彻底世俗化的基础。（—年：最初叙述于—年）
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实践哲学对政治学和历史学所作出的最基本的新贡献就是证明，永恒不变的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至于相反的概念当然是从宗教观念和先验论那里产生的），人性是历史上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文献学和批判的方法予以查明的历史事实。所且，无论从具体内容上或逻辑表述上，都必须把政治学看作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有机体。但必须指出，马基雅维利对什么是政治的提法（即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下列观点：政治是一种自主的能动性，它具有与道德和宗教截然不同的自己的原则和规律，——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哲学意义的命题，因为它悄悄地引入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和宗教观，也就是一种新的世界观），至今还很成问题，始终受到驳斥而未能成为“常识”。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只意味着精神和道德革命尚未实际发生，而只是马基雅维利头脑中略具雏形的初步设想，还没有成为公开的明显的民族文化形式？或者仅仅具有通常的政治意义，即有助于揭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鸿沟，揭示存在着两种文化即统治者的文化与被统治者的文化，揭示统治阶级同教会一样对待普通老百姓有它自己的态度，即一方面必须不脱离他们，另一方面必须使他们相信马基雅维利无非是魔鬼的化身呢？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在他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他本人著书立说尤其是撰写《君主论》所追求的目的又是什么？当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并非十足的“书生意气”，也不是与世隔绝的思想家的专利品，或知音者中间所流传的秘密备忘录。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不是中世纪所盛行的或人道主义所习用的系统化论文写作者的风格；正好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的人的风格，这是一个致力于唤起行动的人的风格，这是党的宣言的风格。福斯科罗所作的道德说教的解释，当然是错误的。诚然，马基雅维利揭露了一些问题，不只使现实理论化而已。可是他所揭露的目的何在呢？是道德上的呢？还是政治上的呢？一般都认为，马基雅维利所提出的政治行为准则尽管在实践中被运用着，却不为人所公开承认；据说，伟大的政治家都是以咒骂马基雅维利起家的，都自称是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其目的却恰恰是为了可以“恭恭敬敬地”把他的准则付诸实践。马基雅维利本人是不是一个倒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是说“在道理上很精通”，一上场就稀里糊涂败阵的那种人，以至被庸俗理解的马基雅维利学说反倒教人走运呢？柯罗齐断言：马基雅维利学说是一门科学，既可以为反动派服务，也可以为民主主义者服务；就好象高超的剑术一样，正派的人用以自卫，盗匪则用来杀人；正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福斯科罗的评价。这个论断从抽象上讲是可以成立的。马基雅维利自己讲过，他所写的其实都是自古及来历代伟人所一直在实践中运用的东西，因此，他的书看来不是写给那些精于此道的内行们看得；他的风格也不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学术活动的风格；也不能认为，通过哲学思辨，他已经在政治学领域里提出了自己的论点，——这在当时就在那个领域里被认为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以致直到今天他还遇到这种敌视和反对。 因而可以设想，马基雅维利所着眼的是“那些不谙此道的人”，他想要从政治上加以训练的正是这些人。并不象福斯科罗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地从政治上训练痛恨暴君的人，而是积极地训练那些不得不认为采取某些手段是必要的人，哪怕这些手段为暴君们所使用过，因为这些手段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凡是出身于传统统治阶层的人，几乎自动地具有现实政治家的气质，因为他在王朝或世袭利益占支配地位的家庭环境中接受了那一套教育。因此，到底谁是“不谙此道的人”呢？是当时的革命阶级即意大利“人民”或“民族”，是从中产生出象萨沃纳罗拉和皮埃尔·索德里尼而不是象卡斯特鲁卓和瓦伦廷诺那样的城市民主派。很明显，马基雅维利竭力要使这些力量相信，必须有一位知道自己之所需、又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需要的领袖，必须热情地拥护这位领袖，哪怕这位明袖的行为与当时流行的思想——宗教相抵触或者似乎抵触。 马基雅维利本人在政治上所持的这种态度，今天又在实践哲学的场合下重演，又产生了当“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必要性，从而发展一种政治理论和技术，尽管有人坚持认为这种政治理论和技术归根到底主要是为“不谙此道的”那一方服务，因为它体现着历史的进步力量，其实还是为斗争的双方服务的。从实际情况看，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有的，就是打破建立在传统思想体系基础上的统一，不打破便无法使新生力量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也象实践哲学的政治一样，促使保守的统治集团改进传统的政治技术。不能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而抹杀其实质上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甚至在今天也不难感觉到，为什么形形色色的人物——从耶稣会到虔信派的帕斯库阿利·威拉里都反对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其缘故就在于此。（—年，最初叙述于—年）
政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马基雅维利首先必须提出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政治是一门独立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政治学在系统的（有条理和和有逻辑的）世界观中，在实践哲学中所占有的或应占有的地位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柯罗齐在研究马基雅维利和政治学中所取得的进步主要在于（柯罗齐在其他领域中的批判活动也是这样）弄清了许多虚假的、不存在的或提法不对的问题。柯罗齐是以精神阶段差别说为其出发点的，强调实践阶段、实践精神阶段是自主的和独立的，但通过差别的辩证法又同整个现实有循环的联系。在实践哲学中，当然不存在什么绝对精神的各个阶段的差别，但是有上层建筑各个层次之间的差别。因此问题是要确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特定层次的政治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科学）的辩证地位。概括起来大概可以这样说，政治活动正是第一阶段或第一层次；在这个阶段上，上层建筑仍然处于纯粹是任意确定的直接状态，处于混乱的原始状态。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政治和历史，从而把存在（整个生活）和政治等同起来呢？又怎样才可以把整个上层建筑体系看成是政治范围内的各种差别，从而证明把差别论概念引入实践哲学是正确的呢？差别论辩证发，这个提法能不能成立？说上层建筑各个层次之间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对此应如何理解？应该理解为“历史联合体”，即自然与精神（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统一、对立（或矛盾）的统一以及差别的统一。 差别论的准则是否也可用于基础？应该怎样理解基础？在社会关系的体系中，怎样才能从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去区分“技术”、“动劳”、“阶级”等要素？柯罗齐的立场必须批判：他为了辩论的目的而硬说基础是一种“隐蔽之神”，是一种“本体”，以与作为“现象”的上层建筑相对。至于“现象”（译者按：英语appearances一词还有“外表，外观”等义），既指隐喻的意义，也指字面的意义。再说从表达本身来看，“现象”这个概念又是如何“历史地”得出来的呢？ 柯罗齐究竟怎样从上述一般观念出发而发展了自己的关于错误和错误的实践根源的独特理论，对这个问题作一番考证是颇有意义的。柯罗齐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直接的“热情”也就是说具有个人或集团的性质。但是具有较为广泛历史意义的“热情”，作为范畴的“热情”，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成为错误根源的直接热情—兴趣乃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称为卑污的犹太人的那种要素。但是，正如卑污的扰太人的热情—兴趣导致直接的错误一样，规模较大的社会集团的热情也要招致哲学上的错误，而介于这两者之间，则是思想意识错误，柯罗齐对此单独加以探讨。在“利己主义（直接的错误）——思想意识——哲学”这一序列中，重要的是“错误”的一般概念。这个概念同各种不同层次的热情相联系，并且不能从道德说教或烦琐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在纯粹历史的和辩证的意义上去理解——即在“历史上过时并且该当灭亡”的意义上，在全部哲学都是非最后性的意义上，也就是后者在其前进运动中必然会超越的那个辩证概念的意义上去理解。 这正是“表现”和“现象”概念的含义之所在，此外别无他义，尽管这些概念遭到教条主义的反对，但却是言之成理的，因为它们在肯定一切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肯定一切思想体系的腐朽性。（“人们是通过意识形态认识社会关系的”——这难道不是对“现象”的必然性和合法性的肯定吗？）（—年：最初叙述于—年） 柯罗齐的政治—热情观是排斥党的，因为他无法设想“热情”可以被组织起来并保持下去。热情总是高涨，就会造成机能亢进和痉挛，这种状态意味着不能行动。这种理论不仅不要党，而且也不要每一个事先拟定的行动“计划”。然而，党存在着，行动计划一个又一个地被制定出来付诸实践，并且常常取得极大的成功。由此可见，柯罗齐的理论是有毛病的。下列说法也是不充分的：就算党存在着，本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意义，因为在行功时刻起作用的党同原先存在着的“党”是有所不同的。这个说法也许有部分的道理，但是，在这两个“党”之间毕竟一致之点甚多，所以可以认为，说是“两个党”，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有机体。 但是柯罗齐的理论也只在应用于战争并进而说明常备军、军事学院、军官团之所以存在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要知道，正在进行中的战争也是一种“热情”，而且是最强烈最急剧的热情，是政治生活的要素，是一定政策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因此，有必要说明，热情怎么能变成道德上的“义务”——不是政治道德上的义务，而是伦理意义上的义务。 谈到同作为水久性组织的党有关的政治计划时，应该回忆一下毛奇关于军事计划的说法。他说，指定军事计划时，只能对总的方案和核心内容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详细的部署，至于细节则无法在事先一一具体规定，因为行动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要以敌情的变化为转移。而热情恰好表现在细节之中，但这并不等于说毛奇的原则正好证明柯罗齐的理论的正确。无论如何，还应该说明负责清醒而“冷静地”制定计划的总参谋部的“热情”是属于哪种热情。（—年：最初叙述于—年） 如果说柯罗齐关于热情是一种政治要素的理论难以说明，也无力论证党乃至国家军队和总参谋部为永久性政治组织，那么，只有使政治同经济保持一致，才能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因为不能设想，热情可以不首先变成一种理性的和深思熟虑的见解而成为永久性的有组织的，要是那样，它也就不成其为热情了。只有同经济保持一致，政治才能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并产生经常性的组织。但是，政治同经济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要分开来谈，然后才能谈到作为行动的直接剌激因素的“政治热情”。它是在“经常性的和有机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产生而又超越这一基础，使情感和愿望发挥作用，在这些情感和愿望达到白热化时，一切同个人生产有关的打算将统统服从一种有别于保障个人利益法则的法则，等等。（—年） 柯罗齐所开创的现代马基雅维利学，除了功绩以外，也必须指出它所造成的夸大和歪曲。例如，夸大马基雅维利的作用已经成了风气，把他看作是一位抽象的政治家，看作是对每个时代都有关的“政治学者”。 必须把马基雅维利看作主要是他那个时代的必然表现，并同他那个时代的条件和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确定这些条件和需要的首先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内部斗争和国家的特殊结构，它本身未能摆脱地方行政区与市政当局的残余，也就是未能拜托成为障碍的那种封建形式。其次是意大利各国之间为了建立全意大利的均势而进行的斗争，而阻碍建立这种均势的是教皇统治和其他封建残余的存在，这些残余是当时具有城市国家形式而非领土国家形式的国家所固有的。第三是或多或少彼此团结一致的意大利各国为了建立欧洲的均势而进行的斗争，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意大利境内的均势的要求与欧洲国家争取领导权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法兰西和西班牙作为国家已经取得强大的领土统一的实例对马基雅维利产生了影响。用柯罗齐的话来说，马基雅维利作了一个“椭圆形的对比”，并且为建立一般的强大国家、特别是强大的意大利国家而制定了准则。马基雅维利充分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政治学体现了时代的哲学，倾向于建立民族的君主专制政体——那种能促进资产阶级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政治形式。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可以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分权思想和议会制度（代议制度）思想。他的“残酷”是针对封建世界的残余，而不是反对进步阶级。君主应该结束封建的无政府状态，而瓦伦廷诺在罗马尼阿依靠生产阶级、商人和农民所做的正是这一点。假如国家元首具有军事独裁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为确立和巩固新式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是必要的），那么应该把《论军事艺术》中所提到的阶级保证看作也同样适用于一般的国家结构，因为如果城市阶级想要结束内部混乱状态和外部无政府状态，它们就应该依靠农民群众，建立一支绝对不同于雇佣军的、可靠而忠实的武装力量。可以说，这种基本的政治主张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占了主导地位，以致使他在军事方面犯了一些错误。他所考虑的主要是步兵，步兵可以通过政治活动大批征募，因此他低估了炮兵的意义。（—年） 卢索（在其《马基雅维利论序言》中）认为《论军事艺术》本身包括了《君主论》的内容，这样说固然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一个完成的结论。就是根据《论军事艺术》这部著作，也应该把马基雅维利看成是一个不得不研究军事理论的政治家。他的片面性（还有其他一些象方阵理论之类的奇谈，给那些象班代洛所搬弄的最流行的廉价的俏皮话提供借口）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和兴趣并没有集中在军事艺术问题上。他只是根据他的政治大厦之所需去探讨这一问题。因此，不仅需要把《论军事艺术》一文同《君主论》联系起来，而且也要把《佛罗伦萨史》同《君主论》联系起来。这部历史著作恰恰可以用来分析在意大利和欧洲的现实条件，而《君主论》里所提到的那些直接要求正是根据这些条件才提出来的。（—年） 由于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理论附带的结果就是对所谓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或至少对其中最“坦率的”人物作出合乎历史的评价。实际上，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反映了他们时代的要求或反映了不同于影响过马基雅维利的条件的政治家；那种论战方式无非是在文字上以防万一的策略手腕。据我看，这些“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之中的典型人物是让·博丹（—）。年他是布瓦卢等级会议的代表，在会上，他说服第三等级拒绝提供内战所需的追加经费。*
*博丹的著作有：《历史建议研究法》，该书出版于年，其中有关于气候对国家形式的影响的论述，也隐约地提到了进步思想等等；《共和国》，出版于年，其中阐明了第三等级对专制君主制的看法，以及专制君主制同人民的关系；《七人党》（晚近才出版），书中对各种宗教都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唯一明智的自然宗教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同样值得尊重，应该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它们。
在法兰西内战时期，博丹是第三党即所谓政治家的党的代表人物，这个党捍卫民族利益的观点，也就是悍卫国内阶级均衡的观点，因为在这种均衡中，领导权是通过君主制度才属于第三等级的。在我看来，把博丹列为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极端肤浅的，非常轻率的。博丹为法国的政治学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所处的环境比在意大利的环境远为先进，也远为复杂。在博丹看来，问题不在于建立领土上统一的（民族）国家——即回到路易十一时代——，而在于必须使这个已经强大和大为巩固的国家内部彼此斗争着的社会力量取得均衡。博丹所关心的是协商一致，而不是力量问题。在博丹身上有一种发展专制君主制的倾向，因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力量和自己身价的第三等级非常清楚地了解专制君主制的命运是同它本身的命运以及它本身的发展相联系的，因此它对它的忠诚提出了条件，它提出要求，尽力去限制专制制度。在法兰西，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已经在为反动派服务了，因为他的学说，用伯特兰多·斯帕文的话来说，可以用来为“让世界永远处于‘摇篮’之中”这个说法辩护。因此，在论战时，就必须采取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立场。 必顶指出，在马基雅维利所研究的意大利并不存在象法国等级会议那样已经发展并在国家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代议机构。在现代，有人倾向于认为意大利的一会制度是从国外输入的，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只反映了15世纪至17世纪意大利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落后与停滞状态，而这种状况的造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关系压倒了已经麻痹和僵化了的国内关系。一个民族的“创造力”真的被国外输入议会形式消灭了吗，即在半封建时期，意大利的国家结构由于外国的控制就成为外国宗主权的时象了吗？事实上，议会制度给民族解放进程以及一个现代化的（独立的和民族的）领土完整的国家过渡提供了一种形式。不仅如此，意大利确实有过代议机构，特别是在南部和西西里，但其作用远远不如法国，因为这些地区的第三等级发展不大，所以这种议会就成了贵族阶级无政府状态以反对君主国试行改革的一种工具；在缺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君主国就不得不靠群氓。*这说明，如果考虑到，在法国，要不是先有表明自耕农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的重农主义文化的出现，就无法说明雅各宾主义之由来；那么对于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只能用军事术语来表达他的纲领和他把城市与农村联系且来的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吉诺·阿赖斯研究了马基雅维利的经济理论（载于米兰的波科尼大学《经济年鉴》）。但是试问，马基雅维利真有什么经济理论吗？人们不得不这样想：会不会是马基雅维利的实质上是政治的语言被译成了具有经济概念的语言，并把它归结为经济体系。是否应该这样考虑：生活在重商主义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方面超越了自己的时代，预先想到了某些后来为重农学派所正式提出来的要求。**（—年：最初叙述于—年）
*应该再读一读安东尼奥·帕内拉对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研究，一共有11篇文章，发表在年（也许是年？）的《佛罗伦萨之狮》上，注意作者是怎样通过同马基雅维利的对比来评价博丹的，以及怎样一般地提出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问题。**同样，如果没有重农主义文化，会不会有卢梭？我以为，如果认定重农主义者只代表农业利益，城市资本主义的利益只有在古典经济学问世之后才被发现，这种看法是不不对的。重农主义学说是同重商主义及行会制度决裂，标志着走向古典经济学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我还以为，正因为这一点，重农学派才代表了一个比他们所反对的现实社会以及所直接描绘的未来社会要复杂得多的未来社会。重农学派的语言受到极大的时代限制，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直接对立，尽管如此，这种学说还是包含着资本主义将向农业发展的预见。“放任自由”的公式只是说要求有办工厂办企业的自由，当然同农业利益没有关涉。
政治要素必须强调指出，正是第一位的要素即最基本的东西首先被人所遗忘。另一方面，它们却无数次地被重复，成为政治与任何集体行动的支柱。 第一个要素是，确确实实存在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整个政治学和全部政治艺术都建立在这个基本的并且（在某些特定的）一般条件下不能缩小的事实上。关于这一事实的起源，是一个需要个别研究的特殊问题（至少是可以而且必须研究怎样把这个事实减少到最小限度，并且通过改变可以认为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某些条件来把它消除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存在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从这一事实出发，必须考虑，怎样才能实行最有效的领导（假设目标是明确的），又怎样才能最好地培养领导者（这正是政治艺术和政治学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要使被领导者或被支配者俯首听命，就必须懂得怎样寻求抗拒最小或最合理的办法。培养领导者的基本前提是：人们是否认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会始终存在，还是客观会创造条件使这种划分不再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基本前提究竟是哪个：是认为人类的这种划分是永存的，还是认为这种划分只不过是与一定条件相适应的历史事实？同时也须认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划分——尽管这种划分归根到底产生于社会集团的划分——，照目前情况看，实际上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也是存在的，即使该集团成员的社会成分是清一色的，也概莫能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讲：这种划分是分工的结果，完全是技术造成的事实；而那些只从“技术”角度看问题，把一切都归结为“技术上的”必要性等等的人，就会利用这种不同原因的同时存在进行投机，以便回避根本问题。 既然在同一个集团中也有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划分，那么就必须把一些原则确定下来，严格遵循，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最严重的“错误”，暴露了最要不得也最难于纠正的弱点。人们通常认为，既然是同一个集团，就一定会自动地服从，因此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证明服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还认为这必然是绝对的服从。（有的人确信这一点，而且更槽糕的是根据这种信念去行动，认为毋需提出要求，用不着指明前进的道路，人们也“将会”服从。）例如，很难彻底纠正领导者的“卡多纳主义“或下面一种认识，即事情之所以这样进行，是因为领导者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和明智的。如果不照此办理，就“归罪于”那些“当事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做法。同样也很难根除那种由于疏忽大意而造成无谓牺牲的恶劣作风。而常识表明，集体（政治）行动的失败大部分是由于不设法避免无谓的牺牲或者对别人的牺牲无动于衷，甚至公然拿他人的生命去冒险。每个人都从前线归来的军官口中听说过，在很必要的时候士兵们确实不怕牺牲，相反地，当士兵们看到他们的生命不受重视的时候，就起来反抗。例如，一个连队能够忍饥挨饿好几天，但要是由于疏忽或官僚主义等原因，哪怕耽误一顿饭，他们就要进行反抗。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一切要求牺牲的行动。因此，在每一次失败之后，肯先必须追究制导者的责任，这是指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者而言。（例如，一条战线由好几个防区组成，每一个防区有自己的领导者。可能一个防区的领导者对个别失败所负的责任比另一个防区的领导者要大些。但是这决不能开脱其他领导者的责任——问题只在责任的大小。） 既然提出了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有支配者与被主配者这一原则，那么，毫无疑问，到现在为止党是培养制导者和发挥领导能力的最有效的方式。（党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名称下出现，甚至在反党的和“否认党”的招牌下出现。甚至所谓的“个人主义者’实际上也是在拉帮结党，不过他们是想凭借神的恩典或利用他们的追随者的愚昧而成为“党的制袖”。） 需要发展包含在“国家精神”这个名词中的一般概念。这一措词具有十分精确的、在历史上已被确定的意义。但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任何一次重大运动中，也就是说，在并非是个人主义的任意表现、而是表现了多少是正当的个人主义的那种运动中，有没有某种同被称为“国家精神”相类似的东西？同时“国家精神”的概念无论对过去、对传统或对将来，都含有“连接性”，也就是说，是假定任何行动都是那个开始于过去并继续于将来的复杂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对这一过程负责，对参加这一过程的人负责，对那些在物质上虽然“看不到”、但仍然感觉到在活动和起作用的——被认为似乎物质上是“实体的”和现存的——力量共同一致负责，这才是在一定场合下称之为“国家精神”的东西。很明显，对“持续性”的这种理解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在一起意义上不应该超越一定的界限。我们假定最狭小的界限是上一代和下一代。而这段时期不算短了，因为不能只以30年，即分别地以前30年和后30年来计算各代，应该有机地来加以计算，至少就过去而论是容易理解的：我们感到自己同现在年事已高的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代表着过去，而这种过去在我们中间还活着，我们必须知道这种过去，必须对这种过去进行清算，这种过去是现在的要素之一，也是未来的前提之一。我们也感到自己同儿童，同正在出生、成长的一代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他们，我们是负有责任的。（对具有倾向性意义的传统的祟拜则是另一回事，它含有一种选择和一个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但假如可以说人人都具有这样的“国家精神”，那就必须时时反对对它的曲解或违背。 有“为行动而行动”，为斗争而斗争诸如此类的情况，而且特别有一种自私而小气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管怎样说只是不择手段地满足一时的冲动等等。（事实上，问题仍然是那些采取各种美妙和奇异形式的意大利“非政治倾向”。）个人主义只是一种没有人味的非政治倾向；宗派主义也是一种非政治倾向，如果仔细地加以考察，它是一种只知追随个人（随从）、缺乏作为“国家精神”基本组成部分的党的精神的非政治倾向。证明党的精神是国家精神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应予坚持的最迫切的重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是一种非人性的成分，它“招外国人喜欢”就象动物园里的动物招人喜欢一样。（年）
政党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在现代写一部新的《君主论》，其主人公不会是一位英雄人物，而只能是一个政党。具体点说，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在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内部关系中，致力于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那样一个党（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政党，这是历史的要求，理智的要求）。 应该注意的是，在那些自称为极权主义制度的地方，王权机构的传统职能事实上是由该特定的党来执掌的。这个党之所以是极权的，正因为它执行了这种职能。虽然每一个政党都代表社会集团而且仅仅是代表着一个社会集团，可是某些政党在某种协定条件下之所以只代表一个社会集团，是因为它们在本集团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之间履行着一种平衡的和仲裁的职能，并确保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集团在同盟集团的赞助下得到发展，如果这些社会集团不明目张胆地同该集团对敌的话。规定国王或共和国总统“统而不治”的宪法准则是这种仲裁职能的法律表现，也是立宪党派希望不要“触动”国王或总统地位的表现。规定政府行动不由国家元首而由他的部长们来负责的这个宪法准则是一种诡辩，其中包藏着这样一个总的原则：维护国家统一，不问由谁来主持政府，也不问由哪个党执政，被统治者必须赞同国家的活动。 对于极权的政党，这些准则就失去意义，而根据这种准则履行职责的机构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党本身却体现了这个职能，它赞扬抽象的“国家”概念，并且用种种办法让人感到，它作为一种“不偏不倚的力量”正在主动而有效地行使着这种职能。（—年：最初叙述于—年） 对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来说，狭义的政治行动是不是一种必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在好多国家里，有机的、主要的政党出于斗争的需要或别的原因而不得不分成几派，每一派都自称是一个“党”，甚至是一个独立的党。而有机的党的精神总参谋部不属于这些派别中的任何一派，好象是一个站在各党之上的独立存在的领导力量而活动着，连公众也是这样看待的。假使从下列观点出发，即认为一种报纸（或几种报纸）、一种刊物（或几种刊物）也是一个“党”或一个“党内的派别”，或起着一种“特殊政党的作用”，那么对于以上所说的精神总参谋部的作用问题就值得认真研究。因此需要考虑一下英国《泰晤士报》所起的作用，以及意大利《晚邮报》所曾起过的作用。同样需要考虑一下自称为“非政治性的”所谓“通报”甚至体育报刊和专业性报刊所起的作用。同时，在那些组织政党独占统治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展示了一些很耐人寻味的特点，因为这种政党不再直接地履行政治职能而只执行宣传和社会秩序专门性职能，在道德与文化教育方面有影响。政治职能是以间接方式来履行的，因为如果没有别的合法政党，那么事实上总会有另外一些用合法手段压制不了的政党和派别存在。要想对它们进行论战和斗争，那就会象捉迷藏一样。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党派控制着文化职能，这意味着政治语言变成了行话。换句话说，把政治问题打扮成文化问题，因此是无法解决的。 但是也有一个传统的政党在实质上具有“间接的”性质，话句话说，它明显地仅仅以“有教育”（“木材不发光”之类）、有道德、有文化的（原文如此）面目出现。这里所讲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时，甚至所谓直接行动（恐怖手段）也被看作是用实例进行的“宣传”。这种情况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支持那种意见，即无政府主义运动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于其他党派的外围的，“目的是教育它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每一个有机的党所固有的。（有智力或有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大党的这种“外围活动”的一个方面吗？）“经济主义者流派”本身就是这种现象的历史表现。 因此，似乎存在着否定这种直接政治行动的两种形式的党。第一种形式的党，它可以由一部分有文化的杰出人物组成，他们的职能是为彼此相近的党（这些党在实际上是同一个有机的党的派别）的巨大运动提供文化和一般思想意识性质的指导。第二种形式的党，晚近以来，这种党可不是由一部分杰出人物而是由群众组成了，而群众的政治作用不是别的，正是象军队一样一般地忠于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中心（公开的政治中心往往是受那些不愿意在公开场合露面，而只是通过代理人和“代理意识形态”而间接活动的力量所控制的机构）。至于信徒群众，无非是一种供“摆布”的对象，利用道德的说教，感化他们，利用救世主的神话告诉他们，他们盼望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到那时候，现在的一切矛盾和痛苦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圆满解决，使他们皆大欢喜。（年） 写一部党的历史，实际上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比起罗伯特·米歇尔所设想的要复杂的多，尽管他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党史应该有哪些内容？是否只是单纯地叙述一下政治组织的内部生活，政治组织的产生情况，建党以前出现的第一批小组的情况，在党的纲领、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意识形态论战呢？当真是这样的话，部就只会写成一部关于某些知识分子集团的历史，有时甚至会写成一部个别人物的政治传记。因此，内容的范围应该是是更广泛和更丰富。 党史应该写成特定群众的历史，因为这些群众追随过党的创始人，以自己的信赖、忠诚和恪守纪律支持过他们，或者在他们对某种首创精神表现出消极或被动的时候，“现实地”对他们进行过批评。但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群众看成只是党员组成的群众呢？是不是只注意代表大会、选举等等，也就是说只注意党的群众表现自己意志的一系列活动和生活方式就够了呢？十分明显，也应该考虑党是其表现并且是其最先进部分的那个社会集团。换句话说，党史只能是特定社会集团的历史，但是这个集团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有朋友，有与它相近似的集团、对手和敌人。不管哪一个党的历史，只有通过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往往还有国际上）的复杂场景的描述，才能得到清晰的反映。因此，可以这样说：写一部党史就等于以专题性的观点去写一部整个国家的历史，以便突出这个国家的某一具体侧面。衡量一个党的重要性和影响有多大，完全要看它本身的具体活动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历史方面起多大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党史写作方法本身就表明它的作者对于党是什么和党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看法。宗派主义者对党内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实会感到激动，因为这些事实对他具有秘密的意义并且使他满怀神秘的热情。一个历史学家固然在整个情景范围内给每一个事件以应有的评价，担他总是把重点放在党的全部实际能力上，放在党的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的决定性力量上，由于这种力量，党才能左右局势，使某些事件得以实现并另一些事件发生。（—年：最初叙述于年） 关于什么时候可以认为党真正定型，也就是说有了明确而固定的目标，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遗憾的是甚至往往产生一种自满，其可笑和危险程度不亚于维科所谈到的“民族自满”。我们固然可以这样说：党永远也不会彻底定型和完成，但这是指每次进展都提出新的任务和责任而言，而在某些党看来，也是指下面这种怪论可以成立：到了这些党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他们的存在在历史上成为多余的时候，这些党才算彻底定型和完成。这样看来，每一个党既然只是阶级的专门名词，那么，不言而喻，一个提出消灭阶级划分的党只有到了它停止生存的时候，它才达到了彻底的自我完成，因为阶级不再存在了，从而阶级的体现者也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这里我想要指出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刻，这一时刻随着下面的情况而到来，在那时，某些事物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这是指它的存在尚未成为“迫切”需要而言，但它的存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有非凡意志力和忘我干劲的个人的存在。 在什么时候党才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呢？是它的“胜利”条件，即它必然发展为国家权力的条件至少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并且使人能够预见到这些条件尔后的发展——一切正常——的时候。但什么时候可以说，在这些条件下一个党不会被人以普通手段消灭掉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发挥下面这个论题：为了使党存在，必须同时具备3个基本要素（也就是3组要素）。 （1）由平凡的普通人所组成的群众要素。他们的参加并不在于表现出什么创造精神或组织能力，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诚。没有他们，党固然不能存在，但如果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必须有人去把他们集中起来，组织起来，训练他们遵守纪律，只有这样他们才成为一支力量：假如没有这种内聚力，他们就会分散成不起作用的一盘散沙，从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能否认，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种内聚力。不过我在这里所谈的只是他们不是这种力量而且情况也不允许他们成为这种力量时的情形，以及即使他们是这种力量，却也只是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还不足以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时的情况。 （2）主要的内聚性要素，它把各种各样原来被认为是无足轻重或毫无价值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并使之成为有效的和强大的力量。这一要素具有强大的内聚的、集中的和几率的力量。除此以外——实际上，这也许是其他力量的基础——这一要素还具有革新的力量（不言而喻，这种革新具有一定的方向，依照力量的一定路线，依照一定的前景，甚至一定的前提进行的）。当然，党也不能单靠这一要素而形成起来，可是它对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却大于上述第一个要素。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建立一支军队确实要比造就将领容易。一支已经存在的军队，如果失去将领，就会垮台。反过来说，如果有一批彼此了解，互相配合，目标一致，同舟共济的将领，那么即使原来没有军队，也会很快地建立起一支军队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3）中间要素，它会把第一个要素同第二个要素结合起来，它会使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建立联系。实际上，每一个党都存在着这3个要素之间的“固定比例”。当这些“固定比例”实现的时候，就达到最大的效果。 从这些考虑出发，可以说，在下述场合下，就不可能以普通手段把一个党消灭掉：存在着第二个要素作为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第二个要素，任何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产生是由于存在着客观的物质条件，哪怕这些条件还不巩固，还不稳定，但如果其他两个要素无法形成，那么一个党可能被人以普通手段消灭的时刻就会到来，也就是说，第一个要素会必不可免地造成第三个要素作为自己的继续和本身表现的手段。 要想使这一切都实现，应该具有坚定的信念：对生死攸关问题作断然处理是必要的。没有这种信念，就不能形成第二个要素，而这个要素，由于为数不多最易被消灭，但必须使这个要素甚至在被消灭的时候，也能留下酵素作为继承物，以便使它复生。但是这种酵素除了在第一个要素和第三个要素里面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更好地依存和更好地形成呢？因为他们同第二个要素在性质上显然是最相近的。因此，第二个要素的主要活动应该放在制造这种酵素上面。衡量第二个要素的标准应该是：第一，它的实际活动；第二，它为对付有可能被消灭而作的以防万一的准备。很难说这两个标准哪一个更为重要。因为，在斗争中可能遭到失败是必须时刻正视的现实，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其意义之重大，也就不亚于为迎接胜利而作好准备了。 谈到党的“自满”，可以说它比维科所说的“民族自满”更为危险。为什么？因为一个民族不能不存在，而且在它存在的事实本身中经常可能（也许是由于天良不泯和诵经祈祷）发现它的存在是命中注定的，是有深刻意义的。而一个党则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停止其存在。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的是：在民族之间的斗争中，每一个民族都希望另一个民族因内部斗争而削弱，而政党恰好就是这种内部斗争的因素。这样一来，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党究竟是由于本身的力量，由于本身的必要性而存在着，或者，相反地，只是为别人的利益服务而存在着（的确，这一点在论战中从来没有被人忽略过。相反地，它甚至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老问题，特别是在作出不容置疑的答复的时候。而这也正表明这个问题曾引起怀疑而且仍然受到怀疑）。谁要因为这种怀疑而苦恼，当然是蠢才。这个问题在政治方面仅仅具有短时间的意义。在所谓民族原则的历史上，外国干涉有利于国内党派扰乱敌对国家内部制度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就拿加富尔的“东方”政策来说吧，就很难确定，这个所谓的“政策”，究竟是指一个永久性的行动方针，还是指和年以前那个时期为了削弱奥地利而玩弄的策略。同样地，人们从18世纪70年代初的的马志尼运动中（例如，在巴尔桑蒂的事件中也能够看出俾斯麦的干涉。当时，俾斯麦密切注视着对法国的战争，警惕着法意同盟的危险，希望借助内部冲突来削弱意大利。对于年6月发生的一些事件，有些人也是这样联系到即将爆发的战争而认为是奥地利总参谋部的干涉。可见，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观点。假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始终在让他人得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对自己有利，换句话说，就是要果断地去争取胜利。无论如何，必须鄙弃党的“自满”，而代之以依靠具体事实。凡是愈来愈“自满”或者宁愿自满而不顾具体事实的人，肯定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不屑多说，党应该避免做出使别人得利的事，哪怕这样做“证明是正当的”也罢，尤其假如这个“别人”是指一个外国的话。至于有人要进行投机，那是谁也无法预防的。 很难否认，所有的政党（无论是代表统治集团的或代表从属集团的）无不同时执行着一种警察职能，即保卫某种政治法律秩序的职能。如果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话，那么就应该按另一种措词来提出问题了，换句话说，这应该同借且实现这种职能的方法和步骤有关。这种职能的目的是镇压还是说服，换句话说，它具有反动的性质还是进步的性质？该政党执行自己的警察职能时，其目的是为了推护那个表面的、外来的、限制历史生命力的时序呢，还是在其政治与法律制度中以纲领形式反映出来，努力把人民提高到新的文明阶段呢？事实上，法律可以找到这样一些破坏它的人，首先，在被法律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反动的社会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其次，在受到法律压制的颈部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第三，在那些没有达到法律所能代表的文明水平的知识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因此，党所执行的警察职能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退步的；当旨在把已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动力量约束在合法性范围内，并把落后群众提高到新的合法性的水平上时，它是进步的；当尽力压制历史的生命力并且维持已经过时的、反历史的、成了外来的合法性时，它就是退步的。此外，衡量一个党的标准是它的行使职权的方式：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在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上）行使职权；如果党是退步的，它就会“官僚主义地“（在官僚集中制的意义上）行使职权。在第二种场合下，党就成了简单的、缺乏判断能力的执行者，从而成为一个专门性的警察组织，而它的“政党”名称只不过是一个具有神话性质的隐喻而已。（年） 有一个问题：大工业家有没有自己固定的政党？据我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工业家在轮流利用现有的一切政党，但是他们本身却没有自己的政党。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不可知论者”或“不关心政治者”。他们关心的是保持一定的力量时比，他们完全根据政治棋局的变化，用自己的资金去轮流主持这个或那个政党，以造成这种力量对比（不用说，只是敌对的政党除外，因为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他们也不能促使这种政党得到加强）。当然，这都是在“正常”时期发生的情况，但如果在非常时期（这是指国家生活中的重大变故，例如战争），那么地主的党也就成了大工业革家的党，地主是有自己固定的党的。在英国可以找到证实这种说法的例子：那里的保守党吞没了自由党，尽管后者从传统上来说一直是以工业家的党的面目出现的。 拥有庞大工会的英国情况能说明这一事实。的确，在形式上英国并不存在反对工业家的大型政党，但是那里却有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而且必须注意到在一定的紧要关头他们是如何打破官僚主义的甲壳，对他们的宪法彻底地进行改革的（如在年和年）。另一方面，地主和工业家有着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常性利益（特别是现在保护主义盛行，已经普及到农业和工业的今天）。还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地主在“政治”上组织得比工业家要好得多，他们吸收的知识分子更多，他们所发布的指令更富有“经常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象英国的“自由激进党”、（完全不同的）法国的“激进党”甚至寿终正寝不久的意大利的“激进党”这些传统的“工业”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它们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这些政党不是由单独一个大阶级而是由各个大小阶级联结而成。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具有不同经历和不同结局的原因。它们的战斗部队是由小资产阶级提供的，而这些小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在这种联结关系没有完全转化以前处于经常改变的条件之中。今天它们为什么会成为“蛊惑性政党”的部队，这是不难理解的。 一般地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政党史中，把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进行对比，对于查明这些政党所以发生转向的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并且可以由此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也适用于对“传统主义”国家的政党论战的研究——可以从这些国家的整个历史“目录”里找到这种“遗迹”。
世界观和实际态度：全局的和局部的评价任何世界观，特别是评价任何实际态度，一条最基本的标准是：能不能把某种世界观或某个实际行动设想为“孤立的”、“不受制约的”，单独地肩负集体生活的全部责任？还是说不能这样设想，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对另一种世界观或实际态度的“吸收”或完善——或抵消？细想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条标准对于合理评价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变化是决定性的，同时也可看出，这条标准实践起来有不少具体困难。 最流行的图腾之一，就是对一切存在的事物抱这样的想法：认为万物是“天生”的，所以不能不这样存在，不管人们作出多大努力锐意改革，也无法阻挡生活的正常运行，因为传统势力总是在不断地起作用，一心想要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行。当然，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否则就糟了。但是，如果超出一定的范围，这种思想方法就会变成危险的（有某些“最有害的政策”为例证），幸亏还有前面提到的那条标准，可以作为进行哲学的、政治的和历史的评价的标准。仔细观察一下便可看出，某些运动只把自己看作是单独的；也就是说，这些运动是以一个主要运动的存在为前提的，它们配合这个中心共同来对某些预想的或实际的弊端进行改革。换句话说，这些运动纯粹是改良主义的。 这一原理在政治上十分重要，因为每当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原先以“独立的”党的面目出现的各个政治集团就会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联盟，这一事实证明每个阶级都有一个代表自己的党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原来存在的那许多集团在性质上完全是“改良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们所关心的只是局部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分工（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益的）。但每个集团都以另一个集团的存在为前提，同此，一到紧急关头，也就是真正触及根本问题的时刻，这些集团就能实行联合，结成联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建立政党必须使之“坚如磐石”；而不要在一些次要问题上打圈子，力求上下级之间、领袖与群众之间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但如领袖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真正的党”弃置不顾，那么群众就会惊惶失措，失去斗志。可以这样说，现实中的任何运动对全局的认识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通过经验逐步取得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下列事实，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天生的”（不要从这个词通常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其所以存在是由于某些条件的存在，这些条件一旦消失，不可能不（对该事物的存在）带来影响。于是运动就会失去“随波逐流、与世沉浮”的特点而不断改进，那就是说，它在为某些结果的产生创造必要的前提，而且真正地把全部精力用于创造这些前提。（年）
关于“经济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几个问题经济主义——自由贸易主义的理论运动——理论的工团主义。必须研究理论的工团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实践哲学，又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自由贸易主义的经济学说——归根到底也就是自由主义。因此必须研究，经济主义，在其最发达的形态上，究竟是不是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产物，就其起源而论，同实践哲学根本没有什么渊源——即使有点联系，那也只是外表上的、纯粹术语方面的联系。 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去研究伊诺迪同柯罗齐就柯罗齐所写的《历史唯物主义》（年）新版序言而进行的论战。对于伊诺迪所提出的必须重视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哺育下所产生的经济史文献的要求，可以这样来满足：指出这种文献由于在外表上易于同实践哲学相混，于是产生了经济主义；因此，当伊诺迪批评（老实说，很不中肯）某些经济主义的蜕化变质现象时，他忘记了一条古老的格言：切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由贸易主义同理论的工团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兰齐洛之流的工团主义者对帕雷托的吹捧是人所共知的。不过这两股思潮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属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后者属于目前仍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至今也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可能性以及自身发展的途径，因而不知道如何来摆脱这种原始状态。 自由贸易主义运动是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这种错误理论的实践根源是不难弄清楚的：它是以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划分为出发点的，把这种划分看作是并且表述为有机的划分，其实这只是一种方法上的划分。因此硬说经济活动属于市民社会，国家不应干预对经济活动的调节。然而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市民社会同国家并不能彼此分家，必须认清自由放任也是一种以立法和强制手段加以推行和保护的回家“调节”。这是一种目的明确、深思熟虑的政策，而不是什么经济事实的自发的、自动的表现。因此，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乃是一个政治纲领，目的在于——如果一帆风顺的话——改变国家领导人员的人选，改变国家本身的经济纲领——换句话说，就是要改变对国民收入的分配。 理论的工团主义情况不同，这里面所涉及的是一个从属的社会集团。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这个从属集团不可能在未来变成统治集团，也就是说，它在自身的发展中无法越出经济—团体阶段而进入取得市民社会的伦理—政治领导权阶段，从而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集团。至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立，它所涉及的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个派系，他们所希望改变的不是国家的结构，而只是政府的政策；他们希望改革贸易立法，但对工业立法希望只通过间接方式实行改革（不能否认，保护贸易制度，特别对那些市场狭窄的国家来说，会限制创办工业的自由，而且有助长垄断组织产生的副作用）。他们最根本的要求，说到底是统治阶级各党派轮流组阁执政，而不是建立和组织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更谈不上建立和组织一个新型市民社会了。至于说到理论的工团主义运动，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尽管它生成代表从属集团的利益，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就在这个运动中，从属集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了统治阶级精神领导权的牺牲品，因为理论的工团主义本身就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方面——而有人还断章取义地从实践哲学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成了陈词滥调）来为之辩护。为什么说成了“牺牲品”？又怎么样成了“牺牲品”？从属集团之所以被排除成为统治集团，有以下种种原因：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费边主义，德·曼，大部分工党党员），或者提法不当，不起作用（一般说来，各种社会民主党流派都这样），或者认为阶级社会可以直接向工团主义经济的、完全平等的社会飞跃。 经济主义对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意志表现、行动表现或首创性表现所抱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仿佛这些表现并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也不是经济的最有影响的表现似的。因此，一具体提到领导权问题，就把它说成是谋求领导权的集团必须作出让步的问题，那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对各个未来的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必须予以考虑，必须达成某种妥协以求得均势，——换句话说，领导集团要作出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这些固然都是领导权问题所包含的前提，但同样无可置辩的是，这种牺牲和妥协决不可触动根本；要知道，领导权虽说是伦理—政治的，但也必然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定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决策方面所起的决定性职能。 除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和理论的工团主义以外，经济主义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形式，各种形式的选举弃权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典型的实例为意大利教权派自年以后奉行弃权主义，该派从年以后直到年以及人民党成立前的这段时期内势力日见衰微；教权派所说的现实意大利与法制意大利之间的有机区分，其实是经济领域与政治—法律领域之区分的翻版）；此外还有可以称作半弃权主义、1/4弃权主义等等的形式。同这种弃权主义有联系的，是“愈糟愈好”的说法以及某些议会党团的所谓议会“不妥协”原则。经济主义并非总是反对政治行动和政党，但只把政党看作是同工会性质差不多的教育组织。在《哲学的贫困》里有这样一段话：社会阶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每个工会会员不再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而且也为捍卫和发展该组织本身而斗争；*这段话可以作为研究经济主义、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重要参考。在这个问题上还应该重温一下恩格斯的表述（见他论述实践哲学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已译成意大利文公开发表）：经济只是“归根到底”的历史的主要动力；应该把这个说法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那段话直接联系起来：人们是借助于意识联想来认识经济领域里的冲突的。
*请参阅原著的确切表述，《哲学的贫困》代表着实践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比不可少的阶段，可以把它看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发展，而《神圣家族》——一部有感之作——则代表着两者之间依稀可辨的过渡阶段；这一点从论述蒲鲁东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那一章实际上完全是在论述文化史——不要像一般所解释的那样，把它看作理论探讨——，应该把它看作文化史，这样较妥。记得有人说过，《哲学的贫困》里对蒲鲁东以及他的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所作的批评，一般说来，也可移作对焦贝蒂以及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黑格尔主义的批评。虽然蒲鲁东和焦贝蒂事实上分别代表这两个非同质的政治—历史阶段，但出于上述理由，把他们相提并论进行比较也许是意味深长而颇能说明问题的。
在这些札记中从各种角度论述了实践哲学的传布范围远比一般所承认的要广泛得多。这一论断如果是指历史经济主义（洛里亚教授如今就是这样来称呼他那多少有点欠条理的理论的）得到了广泛的传布，以及自实践哲学开始斗争以来文化局面为之彻底改观而言，那么它是正确的。可以借用柯罗齐的术语这样说，这个在“自由之宗教”的胞胎里成长起来的最伟大的异端，本身也象正统的宗教一样，蜕化变质了，变成了广泛流传的“迷信”，也就是说，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相结合而产生了经济主义。但是还应该考察一下——对照那如今已经完全衰朽的正统的宗教——，这种异端迷信是不是始终真正保存着酵素，使它有可能以高级宗教的形式而再生，换句话说，迷信的渣滓是否真正易于清除。 关于历史经济主义的几个特点：1.在探索历史联系时，时“相对地经常的”事物与暂时的起伏不加区分，把经济现实看作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且是直接意义上的和“卑污的犹太人的”意义上的私利。换句话说，它不重视经济的阶级构成及其固有的关系，而满足于推究卑鄙的高利货式的私利的动机，特别是当这种私利表现为构成法律上确认的犯罪形式的时候；2.关于经济发展可以归结为劳动工具的技术变革过程的学说。洛里亚教授于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那篇论述飞机的社会影响的文章，提供了运用这种学说的绝妙范例；3.关于经济发展和历史发展直接取决于某个重要的生产的变革的学说，而所谓生产要素的变革是指发现某种新原料或新燃料等，因而必须采用新方法来设计机器的结构。近年来研究石油问题的论著大批问世，在年5月16日的《新文选》上发表的安东尼奥·拉维奥扎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可供加工的新原料的发现，或是新燃科新能源的发现，当然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可以改变个别国家的状况，却决定不了历史的进程，等等。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在反对历史经济主义，却自以为是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例如年10月10日的巴黎《展望》报上（转载于年10月21日的《外国报刊每周评论》上，第—页）的一篇文章就是如此，可以作为典型引述如下：“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战后，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论调，说私利统治着各个民族并推动世界前进。这个论调的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给它起了颇有点学说味道的名称‘历史唯物主义’。按照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群众的人所服从的是经济的必然性，而不是人们自己的激情。政治是激情；爱国也是激情；这两种至德（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他们说，多少世纪以的各国人民的历史实际上要用变动不居的、不断更新的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说明。他们说，经济就是一切。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替他们帮腔。他们自称能根据粮食、石油或橡胶的行情来向我们说明最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他们煞费苦心要证明外交完全受关税和成本价格问题的节制。这套说明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们是以一种沽名钓誉、目空一切的怀疑论为出发点的，看上去有点象科学。什么外交政策的荣誉感？什么国内事务的责任感？得了吧！那套废话只能对付普通老百姓。伟人、内行人都懂得，一切都受借方和贷方的支配。现在看来这一切全是冒牌真理。把人民说成蝇营狗苟，唯私利是图，那是十足的谎言。人民最主要的动力是对威望的强烈向往和热烈信仰，这才是全部的真实。谁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什么也不懂。”这篇文章（标题是《向往威望》）接着提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说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是优先考虑威望而不受物质利益支配的例子。总之，这篇文章对实践哲学百般嘲弄，竭尽庸俗论战之能事，但实质上这种论战的锋芒却是指向洛里亚那一套十分粗糙的经济主义的。然而作者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论证也并不十分有力。他不理解“感情”可能只是经济利益的同义语，而且也很难使政治活动经常处于激昂慷慨的狂热状态，事实上作者本人就把法国政治描绘成严谨而一贯的“理性”政治，也就是清除了一切感情因素等等的政治。 实践哲学，在其最流行的经济主义迷信的形态上，固然可以在人民群众以及那些不肯多动脑子而又好出风头的第二流知识分子中间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但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却大大丧失了这种能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有不少人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轻而易举通晓全部历史，掌握全部政治的和哲学的智慧，只要把它们变成几条简短的公式就可以了。他们忘记了，人们是通过意识联想的形式而意识到根本冲突的那个论题，其性质不是心理的或道德的，而是结构方面的（指经济基础——译者）和认识论的；他们还养成了一种习惯，把政治从而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欺骗市场，一场戏法和魔术的竞赛，因此，“批判”活动无非是揭穿骗局，制造丑闻，打听头面人物腰包里有多少钱。 这样看来，有的人忘记了，既然“经济主义”也是说明问题时的一条客观原理（客观—科学的），那么探索直接的私利就应该适用于历史的一切方面，既适用于代表“反命题”的人物，也适用于代表“正命题”的人物。除此以外，有的人还忘记另一条实践哲学的原理：“民众信仰“以及类似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物质力量。探索“卑污的犹太人的”利益有时会使解释上的谬误达到惊人和荒唐可笑的地步，从而给独创性思想主体（指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译者）的威望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不仅必须在历史编纂学的理论方面，而且尤其必须在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反对经济主义。这条战线上的斗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发展领导权的思想来进行——其实在发展政党学说的过程中，以及在某些政党的实际经历中已经进行过这种斗争（如反对所谓“不断革命论”——针锋相对得提出了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对各种立宪主义思想的支持，到何种程度为适宜，等等）。不妨研究一下，在某些政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它们的评价情况。可以作为典型例子的有布朗热运动（大致从年起到年为止），或德雷福斯案件，甚而12月2日的政变（要分析研究，在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著作中，对直接的经济因素赋予多大的相对重要性，对”意识形态”的具体研究又赋予多大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义在考察这些事件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发动这些事件使谁直接得到好处？”随即以既简单化又错误的推理方式作出了回答：直接得利者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个派系。为了万无一失起见，由进一步说明，指的是那个控制着全部经济力量并明显地具有进步作用的派系。这样说当然很保险，因为，该运动一旦得势，那么统治集团中的进步派系迟早会控制新政府，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使国家机器最终成为他们谋求私利的手段。 所以说这种“绝对正确”的论调是毫无价值的，不但没有理论意义——就是从政治影响或实践效验来看也是微不足道的。一般说来，这种论调只是提供了一些道德说教和无穷无尽的人事问题。如果出现布朗热式的运动，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现实的分忻：1.加入运动的群众的社会成分；2.这些群众对改变力量对比起了什么作用？（新运动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改变力量对比的过程）；3.运动的领导者所提出的并得到广泛支持的要求（口号）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和和社会意义？这些要求符合哪些实际需要？4.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所提出的目的？5.只有归根到底，从政治方面而不是道德方面，才能提出这样的假设：这种运动必然会蜕化变质而为另一种目的服务，这种目的根本不是参加运动的群众所追求的目的。经济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还缺乏具体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预先提出了这一假设（也就是说这些依据本身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玄奥的“科学”分析的产物）。因而，这种假设看上去就象是对口是心非和三心两意等不道德行径的谴责，或者（就参加运动的群众而言），则是指责他们幼稚愚蠢。于是就把政治斗争化为一连串的私人冲突——一方是拥有无所不知的神灯的智者，另一方则是死心塌地甘受自己首领摆布的愚不可及的群众。同时，在这种运动取得政权以前，总不免会猜测它们肯定成不了气候——而且事实上有些运动也的确以失败告终（布朗热运动本身已经破产，尔后又被如火如荼的德雷福斯案件运动所彻底粉碎；乔治·瓦卢瓦的运动，盖达将军的运动也统统遭到失败）。因此，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弄清楚这些运动的力量之所在和弱点之所在。“经济主义”的假设断言，有一种直接表现出来的力量因素——即获得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援（一家大报纸对运动的声援也是一种间接的财政支援）——并且自以为说得很透彻了。其实这样说还不够，因为分析力量对比，不论在哪个方面，最终不能不归结到领导权和伦理—政治关系问题。（—年：最初叙述于—年） 对于所谓的（议会党团）不妥协理论，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即对所称的妥协原则上一律加以敌视，这种态度，要是从另一面看不妨称之为“怕担风险”。很明显，这种对妥协一概敌视的态度同经济主义有紧密的联系。因为这种敌视的思想基础不能不是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其性质与自然规律相似；同时也不能不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命定的目的论：既然有利条件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出现，并且会神秘地发生历史的循环重演，那么，不言而喻，任何旨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创造这些条件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主动行动就非但是无益的，甚而是有害的。不仅如此，伴随着这种宿命论的信念还有一种“由此而来的”倾向：盲目地和不加区别地依赖武装冲突的调整效能。诚然，这种倾向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和逻辑性，因为它认为对意志的干预只是对破坏而不是对建设起作用（在破坏的同时也就在进行建设）。他们对破坏的理解是机械的，不是从破坏—建设的关系上加以理解，抱着这样的思考方式，自然不会去考虑“时间”因素，归根到底也就不会去考虑“经济”因素了。因为他们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因素总是落后于群众的经济现象，因而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因素的自发作用会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延缓、受阻、甚至暂时中断，——因此必须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斗争，借以唤起人们去理解群众在经济方面的迫切要求，这种要求有可能同传统领导的政策相抵触。必须始终掌握政治上恰如其分的主动权，使经济的自发进程得以冲破传统政策的重重束缚——也就是要改变某些力量的政治方向，这些力量必须加以吸收，如果想要成功地建立一个新的、团结一致的、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的历史联合体的话，要想把两股“相近的”力量合并为一个新的有机体，办法只有两种：不是通过一系列的妥协使彼此结成联盟，便是凭借军事力量强迫一方服从另一方；既然是这样，那么问题就在于一方是否拥有必要的力量，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这种力量。如果为了战胜第三者而使双方必须结盟，那么采取武力强制的可能性（哪怕真的具备这种力量）就纯粹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假设；而唯一实际的可能性是通过妥协。强制可以用来对付敌人，却不可以用在属于同一营垒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我们盼望能早日吸收到自己方面来，携手合作，精诚团结。（—年：最初叙述于年）
预见和前途需要说明和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活动和国家生活中的“双重前途”问题。双重前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最简单到最复杂；但在理论上却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两种基本形式，即相当于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物——一半是兽性，一半是人性。具体表现形式则有：强制与协商，威望与领导权，暴力与文明，个别与与全体（“教会”与“国家”），鼓动与宣传，战术与战略等等。有的人把“双重前途”理论说成是无聊的老生常谈，无非是两种“邻接的”形式机械地在时间上轮番交替，只是“邻接”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其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第一种“前途”愈“直接”，愈基本，第二种“前途”就不能不愈“遥远”（不是在时间上，而是作为辩证关系）、愈复杂、愈宏大。换句话说，可以用人类生活中的情形作比拟，任何个人，愈是想要保护本人直接的物质存在，就愈应该拥护和尊重文明和人性在其全部复杂形态中的最高准则。（—年：最初叙述于—年） 所谓预见，无非是说要从运动变化中去把握现在和过去，而所谓“把握”，也就是要精确地识别过程中的根本因素和经常性因素。要是以为会有完全“客观的”预见，那是荒谬的设想。因为预见者实际上总是有其一定的“纲领”，他力求自己的纲领胜利实现，而他的预见正是使纲领得以实现的一个促进因素。这当然并不是说，预见永远不免带有臆断妄测的性质，甚至干脆就是一种倾向性。然而可以这样说，只有在预见的客观方面同纲领有联系时，预见才有其客观性，这是因为：1.只有强烈的热情才能使智力敏锐，并且使直观更清晰；2.现实乃是人的意志作用于物的社会（机器操纵者的意志作用于机器）的产物；所以说，要是对主观意志的因素一概排斥（否定），或者只把他人意志的干预看作是力量之间一般相互作用的客观因素，那都是对现实本身的歪曲。唯有具有某种强烈意志的人才能识别哪些因素是实现其本人意志所必需的。 因此，认为某一世界观（一般说来也是人生观）本身就包含着高级预见能力的看法是极其荒谬的，是十足的无知和浅薄。毫无疑问，任何预见都包含有世界观，因此，所说的预见究竟是一套有条有理的深思熟虑的的看法还是漫无边际随便想到的见解，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恰恰相反，在倾注全部意志力以求预见变成现实的预见者心目中，这却是至关紧要的问题。这一点，从那些自称是“不偏不倚”的人所作出的预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琐碎无聊，废话连篇，捕风捉影，异想天开。只有在需要实现某种具体的纲领时，发表“预见”的人才会认真考虑纲领的根本要求，也就是那些“可以组织起来的”因素以及曲直是非有待分辨的因素，事实上也只有涉及到这些因素时才有预见可言。而一般人看问题的方法却与此相反，他们通常设想，任何预见活动都是从寻找出象自然科学规律那样经常起作用的规律入手的，可是这些规律并不在他们所想象的那种绝对或机械的意义上存在，既不考虑别人的意志，也没有“预见”到本身的用途。因此，这一切都是从随意的假设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年） “过度的”（因而也是肤浅的和机械的）政治现实主义往往强调，政治家应该把眼光和精力放在“现实状况”上，要从“目前是”（现实局面）出发，而不必考虑“应该是”（理想局面）。也就是说，政治家不必高瞻远瞩，只要看到自己鼻子底下那点地方就行了。正是出于这件错误的认识，帕奥洛·特雷维斯才说“真正的政治家”是盖沙迪尼而不是马基雅维利。 不但要懂得“外交家”同“政治家”的区别，而且也不可把政治学者同政治活动家混为一谈。外交家只能根据现实情况行事，这是必然的，因为外交活动的目的不是要创造新的均势，而是设法在一定法律范围内维持现有的均势。同理，政治学者也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因为他的任务只是研究学问。但马基雅维利不只是位学者，他还是党人，是个具有强烈热情的人，是位渴望建立新均势的政治活动家，因此他不能不关心“应该是”（当然不是指道德说教意义上的“应该是”）。这样一来，问题的提法就比较复杂，不能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了。也就是说，要看这种“应该是”究竟是随意的还是必要的；是具体的意志还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政治活动家是创造者和带头人，但他总不能凭空去创造，总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在虚无缥缈中行动。他得从现实情况出发，然而，这现实情况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某种静止不变的东西呢，还是指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以保持平衡的力量对比？如果利用意志去开创一种使各种实际存在并起作用的力量保持平衡的新局面——依靠那种被认为是进步的力量，加强这种力量以使它取得胜利——，那也还是在现实情况范围内行动，不过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控制并超越现实情况（或促成这一点）。可见“应该是”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事实上它是对现实的唯一现实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解释，只有它才是行动中的历史和行动中的哲学，才是真正的政治学。 萨沃纳罗拉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对立并非“目前是”与“应该是”之间的对立（卢索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大段论述纯粹是舞文弄墨，华而不实），而是两种“应该是”观念之间的对立：一种是萨沃纳罗拉的抽象的、变幻莫测的观念，一种是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的观念，——即使它在事实上不能变成直接的现实，我们还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不能指望个人或本本能改变现实，个人或本本只能解释现实并指出可能的行动路线。马基雅维利的局限性或狭隘性仅仅在于他是一位摇笔杆子的“布衣”，而不是国家或军队的首脑；后者虽然也是个人，却掌握国家或军队的力量，并不是光握笔杆子当武器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马基雅维利本人也是一位“赤手空拳的预言家”：这种说法未免太损了。马基雅维利本人根本没有说过他想要改变现实，或打算亲自去改变现实，他只是想具体地表明历史的力量应该怎样行动才能卓有成效。（—年：最初叙述于—年）
国家的经济—团体阶段同马基雅维利相比，盖沙迪尼代表着政治学方面的一种倒退，这也就是他那较为浓厚的“悲现主义”的全部含义。马基雅维利已经达到了欧洲思想，盖沙迪尼却使之倒退到纯粹意大利的政治思想。要是不考虑下列事实，即马基雅维利己把意大利经验纳入欧洲经验（在他那个时代“欧洲的”与“国际的”是同义语）：要不是由于欧洲经验，他的“意志”就是乌托邦式的；那么，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于是“人性”论便一分为二。马基雅维利的“人性”包括“欧洲人“，在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成功地超越了利用君主专制制度打破封建主义的阶段：因此，在意大利建立同一的君主专制制度，其障碍不在“人性”，而在于条件暂时不成熟，这一点可以由意志来克服。马基雅维利对人以及人的行为动机的看法是“悲观主义的”（或者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盖沙迪尼虽不抱悲现主义的看法，然而却抱怀疑论的心胸偏狭的看法。帕奥洛·特雷维斯*在对盖沙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上犯了许多错误，他没有闹清楚“政治”与“外交”的区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他作出了错误的评价。事实上，意志在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在外交上重大得多。外交只是认可并力维持不同国家的政策冲突造成的现状；外交活动是创造性的，那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或者是套用了哲学上的说法（“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创造性的”）。所谓国际关系，就是处理力量对比问题，每个成员国在其中所占的分量是极其有限的。就拿佛罗伦萨来说吧，要是它能比现在更强大，那或许会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即使它得以在意大利的以及欧洲的力量对比中改善自己的地位，那也绝对不能把它的这种力量增强看作会对整个均势变化本身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说，外交出于本身的职业性习惯，总难免倾向于怀疑论，倾向于目光狭隘的保守思想。
*参看《弗朗切斯科·盖沙迪尼的政治现实主义》一文，载《新历史评论》年第11—12月号。
就一国的国内关系来看，形势无疑大大有利于发挥核心的（意即自上而下的——译者）首创精神，有利于发挥马基雅维利所谓的统帅意志。德·森克蒂斯对盖沙迪尼的评价要比特雷维斯的看法现实主义得多。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德·森克蒂斯会比特雷维斯看得准，提出这种在历史上和科学上都比较确切的评价？德·森克蒂斯亲身经历了意大利政治史上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意志致力于唤起新的强创性力量，而不是单纯把希望寄托在传统力量身上，认为传统力量没有发展前途，也无法使之重整旗鼓（盖沙迪尼式的政治怀疑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意志的潜在威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仅表现在本国建立新国家的政治艺术上，而且（由于加富尔）使职业的和惯例的外交方法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而显示了掌握国际关系的高超技巧。当时的文化环境也比较有利于对政治学和政治艺本作较为全面的现实主义的阐述。但要是假设当时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难道德·森克蒂斯就不能正确理解马基雅维利了吗？这个历史时代所提供的文化环境固然使德·森克蒂斯的文章增添了丰富的感情色彩，使论证铿锵有力，扣人心弦，对科学原理的阐述也委婉得体，娓娓动听；但其逻辑的、政治—科学的内容，即使处于最反动的黑暗时代，也照样会考虑到的。难道反动本是一种有预谋的意志行动？保守不也是一种蓄意的行动？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基雅维利的意志就该是“空想的”？为什么那些一心想维护现有的一切不受触动、对于要打破和改变传统均势的新生力量则竭力阻止其形成和组织起来的人的意志，反倒不是空想的而成了革命的呢？政治学只对“意志”要素进行抽象概括，并不具体考虑把意志运用于什么目的。“空想的”这个定语不能加到一般的政治意志上，只能用于那种不能把手段同目的联系起来的特殊意义，因而它根本也不是什么意志，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梦想，愿望……如此而己。 盖沙迪尼的怀疑论（不是对智力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在积极行事和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身上可以同意志的乐现主义相结合）还有下列来源：1.外交习惯：也就是凡事情示、服从命令的（执行的和官僚机构的）习惯，外交人员必须秉承某种意志（本国政府或君主的政治意志）办事，这种意志同外交人员个人的信念无关（如果这种意志符合他本人的信念，他固然可以有“如同己出”的感觉：但他也可以不这样去考虑。外交必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这种要求使得外交人员不卷入由于政府更迭等等引起的政策改变）。其结果便是怀疑论，用科学术语来说，叫做超科学的成见；2.盖沙迪尼本人的真实信念，从意大利总的政治背景来看，他是保守派，因此把自己的见解、政治历程等概括而形成这种理论。 按照德·森克蒂斯的看法，盖沙迪尼的著述只是应景之作，不是政治学，正如帕奥洛·特雷维斯的著作也是应景之作而不能在政治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一样。（—年）
对形势的分析。力量的对比研究怎样分析“形势”，也就是怎样确定各种各样的力量对比，这种研究有助于对政治学和政治艺术作一初步的说明——一般认为，这是指一套研究和深入观察的实际准则，这种准则对于唤起人们对现实情况的关心，养成比较精确比较活跃的政治眼光是十分有用的。同时还必须说明，政治上所说的战略战术，策略“方案”，宣传鼓动，指挥结构或政治组织与行政机构的科学等，是什么意思。 一些从经验观察得来的原理通常散见于政治学著作中（盖·莫斯卡的《政治学原理》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这些原理并不是抽象虚幻的，所以应该根据各种力量对比关系加以整理归纳，使之各得其所。这些力量对比关系包括：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应该把有关大国、霸权制度下的国家结盟、以及中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概念等条目统统归纳到这里），社会内部的客观关系，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政治力量的关系，党派之间的关系（国家内部的领导权体制）以及直接的（或潜在军事的）政治关系。 国际关系与社会的根本关系（从逻辑上讲）究竟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毫无疑问是后者在先。社会结构（指经济基础——译者）的任何有机革新（反映在技术上和军事上）都会有机地引起国际舞台上绝对的和相对的力量对比的改变。甚至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位置的变迁（在逻辑上）也不能先于而只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尽管前者对后者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其程度正如上层建筑对基础、政治对经济等的反作用一样）。然而，国际关系对政治关系（党派之间争夺领导权）的反作用，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个国家的直接经济生活对国际关系的依赖性愈大，那么体现着这种局面的政党就愈发会利用这一点来防止敌对政党占上风（可以回忆一下尼提关于意大利革命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那篇有名的讲话）。从这一系列的事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外国人的党”其实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卑劣，而往往正是最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党——事实上，与其说它代表着本国的生命力，不如说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受几个霸权国家*政治上控制组济上奴役的真实面貌。（—年：最初叙述于—年）
*乔·沃尔培在年3月22日和23日《晚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指出这种“压制”别国内部力量的国际因素。
要想正确分析那些在一定历史时期起作用的力景，认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进行这种探讨时有两条原理必须遵循：1.任何一个社会在解决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尚不存在或者至少还没有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是绝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些任务的；2.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内部关系在所蕴含的一切生活形式得到充分发展以前是绝不会解体的，也绝不会被取代。*从这两条原理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历史方法论的其他。同时，在研究经济基础时必须区分哪些是有机的运动（比较经常的），哪些是可以称作“迸发的”运动（偶然的，几乎是突如其来的）。诚然，“迸发的”运动也要以有机的运动为转移，但它们却不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些运动只是对一些日常的枝节的政治问题提出批评，批评的对象是政治上层领导以及直接担任政府职务的人物。而有机的运动则不然，它们所提出的批评带有社会—历史意义，批评的对象是广泛的社会集团——超出了政府要员和上层领导的范围。只要一着手研究某一历史时期，马上就会清楚地看出这种区分多么重要。有些危机发生后往往持续好几十年之久。这样不寻常的长期持续意味着经济基础方面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达到成熟），而成了不治之症；同时也意味着，尽管如此，力求维护现存的经济基础本身的政治力量正千方百计设法补救，争取在一走程度上加以克服。这种坚持不懈的顽强努力（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绝不会承认自己已经过时）构成“迸发的”运动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对抗的力量。这些对抗的力量极力证明，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已经存在，因此有可能，而且迫切需要，使一定的历史任务得到解决（之所以迫切需要解决，是因为，面对应尽的历史义务而不去履行，只会加剧必不可免的混乱，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灾难）。（这种证明归根到底只有在它变成了新的现实、对抗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是成功的和“真实的”；在初期，它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论战而不断发展，这些论战的具体意义可以根据其令人信服的程度以及在原有的社会力量配置中所引起的变化来估计。）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在进行历史—政治的分析时，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不能找出有机的与迸发的之间的正确关系。因此，不是把实际上只是间接起作用的原因当作直接起作用的原因，就是把直接原因说成是唯一的原因。前者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极端，或者叫做教条主义的空谈；后者则是“观念论“的极端。前者过高估计了机械的原因，后者则夸大了唯意志论的和个人的因素。对于任何局势，无论是在发生倒退或出现严重危机，还是繁荣进步或生产力停滞，都必须区别哪些是有机的运动和现象，哪些是“迸发的”或偶然的运动和现象。要准确地判别这两种运动之间的辩证联系并通过研究加以证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说在历史编纂学中出错误是严重的话，那么在政治艺本上出错误就更为严重，因为问题不是要重建过去的历史，而是要建设现在的和将来的历史。*风格欠高的欲望和缺乏克制的热情是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固，因为它们代替了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分析——而且这种做法并非是为了鼓励行动而有意采取的“手段”，它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在这种情况下，蛇也会反噬耍蛇者，——换句话说，蛊惑家会成为自己蛊惑行为的第一个受害者。
*不去考察“力量对比”的直接阶段（即指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译者），这一点同庸俗自由观的残余有关——工团主义也是庸俗自由观的一种表现，尽管它自以为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理论，其实却是一步倒退。的确，庸俗自由观对通过各种形式的结社立党（读报会，议会和地方选举，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工团等群众团体）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是十分重视的，就这一点而论，它比工团主义先进，因为工团主义只重视主要社会—经济关系。但庸俗自由观对于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也同样是重视的，只是不公开宣扬（有许多迹象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而且同时还注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反映，而且在事实上包含前者。庸俗自由观的这些残余，在许许多多据说同实践哲学有渊源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产生了形形色色愚蠢幼稚的乐观论调。
如果把这些方法论准则用于考察具体历史事实，那么这些准则的教学法意义就会明显而充分地被揭示出来。对于—年期间法国所发生的事件也这样来考察，会是有益的。我以为，要使叙述更清楚，必须对这一段时期从总体上进行考察。事实上，正是到了—年，由于公社的尝试，滥觞于年的一切才最终地历史地得到了详细的说明。当时，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击败了不肯承认自己是已经完全过时的旧社会的代表，而且也击败了坚决认为年革命所产生的新结构本身也已经过时的最新社会集团；资产阶级以这一胜利同时向旧的和最新的（阶级）证明了自身的生命力。 此外，在年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于年前后在理论上加以发展的那一套政治战略战术原则，也正是在—年宣告失败的。（我指的是那些可以归结为“不断革命论”的原则；考察一下这一理论有多少变成了马志尼的战略——例如在年的米兰暴动中——以及马志尼利用这一理论是不是有意识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一点可以证明上面所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历史学家们在确定法国革命应包括哪些历史事件的问题上看法很不一致（也不可能一致）。有的人（如萨耳韦米尼）认为革命完成于瓦尔米战役：法兰西建立了自己的新国家，表明了它能够组织起必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以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也有人认为革命一直延续到热月政变为止——有的人甚至说有好几次革命（如8月10日是一次独立的革命，等等）。*对热月政变及拿破仑活动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还有的人认为革命一直延续到年、年、年，甚至到年世界大战。所有这些看法都有一部分道理。事实上，年以后在法国社会结构中不断发展的内部矛盾要到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才获得相对的解决；只是在经过了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各次、历时80年之久的大动荡（其中每次动荡的间隔愈来愈长，法国才享有今天这60年的政局稳定。只有对动荡发生的间隔时间为什么有长有短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才能清楚地再现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在基础内部发生有机的运动与迸发的运动之间的对比关系。同时也可以说，在“不断革命”的历史—政治公式中，包含着本文开头所说的两个方法论上的原则之间的辩证联系。
*见阿·马西埃《法兰西革命》，收入A·科林编的丛书。
所谓力量对比问题乃是上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历史著作中常常会看到一种很笼统的说法：“有利于（或不利于）某种趋向的力量对比”。象这样笼统的说法并不说明或几乎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它只是把有待于说明的原理变成了“历史上的原因”。 同时，在考察“力量对比”时必须分清其中的不同阶段或层次，主要有： 1.第一个层次，与基础紧密联系着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可以用精确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体系来计量的。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集团存在的基础，这些集团之中的每个集团都在生产中执行一定的职能并占据一定的地位。这种关系是固有的，是一种不能轻易改变的现实：没有哪一个人能随便改变企业的数目和企业里的雇员的数目，城市的数目和城市居民的数目，等等。通过对这些基本情况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在某个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可以确定社会中所出现的，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思想体系能够真正实现的程度。 2.下一个层次是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就是对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在内部团结、自觉性和组织性方面所达到的水平的估计。对于这些问题，也可以根据集体政治意识在过去历史上的不同表现，划分相应的阶段进行分析。其中第一个也是最初的阶段是经济—团体阶段：商人感到自己应该同其他的的商人团结一致，工厂主感到自己应该同其他的工厂主团结一致，等等；但商人还没有感觉到有同工厂主团结一致的必要，也就是说，同业集团的成员们已经认识到本身内部团结以及组织同业团结的必要性，至于就范围更大的社会集团来看，则还没有具备这种认识。到了第二阶段就确立了要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团结一致的认识——但仍然局限在纯经济的范围内。在这个阶段，关于国家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只着眼于争取在政治—法律上同统治集团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不逾越现存根本制度的范围。进入第三阶段就认识到，团体利益将随着自身在目前和将来的发展而超出纯经济阶级的团体范围，这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阶段，标志着从基础向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明显过渡；在这一阶段上，以前产生的一些意识形态变成了“党”，开始彼此冲突，互相斗争，直到其中的一个或至少是其中的一组占了上风，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求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不仅力求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标一致，而且要实现精神和道德上的一致，要在“全社会的”、而不是团体的范围内提出一切成为斗争焦点的问题，从而形成主导社会集团对许多从属集团的领导权。在这一阶段上，国家虽然被看作是某一集团所掌握的机构，其使命是为这个集团的最大限度的扩张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个集团的发展和扩张却被认为是，并且象征着，普遍发展的动力，一切“民族”潜力得以发展的动力。换句话说，就是把主导集团同各从属集团的一般利益具体地等同起来，把国家生活看作是主导集团利益同各从属集团利益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不断形成又不断被打破的过程——这是一种主导集团利益占优势的平衡，但以不完全变成狭隘的团体经济利益为限。 在历史现实中，这些阶段可以说是纵横交叉地相互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根据社会—经济活动（横的）和区域（纵的）以不同方式结合或分离。每一个这样的结合都可以有自己的有组织的经济或政治表现形式。同时必须考虑下列情况，国际关系同民族国家内部的这些关系交织在一起，会产生新的、独特的、历史意义上的具体的结合。例如，发达国家里所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在不发达国家里传布时，会对当地的各种结合的相互影响产生冲击。*由于每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许多经济结构异常特殊、力量对比多种多样的地区，使国际力量同民族力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例如旺代就同国际反动势力相勾结并且充当了这些势力打进法国统一领土内部的代理人，里昂在在法国革命期间也同样代表了一种十分棘手的关系，等等）。
*比方说宗教历来就是这种民族同国际间的在思想—政治上结合的源泉，此外，共济会，扶轮社，犹太人协会，职业外交工作者协会等国际组织也是这类源泉。它们起着国际政党的作用，它们在每个国家中的活动都有整个国际上的力量作后盾，它们根据各自的国际背景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解决方案，调动全部力量促进这些方案在该国家里赢得胜利。宗教、共济会、扶轮社，犹太人协会等等都可以归结为“知识界”这个社会范畴，它们的职能就是在国际范围内调停各种极端，使一切促进领导活动的技术发明“社会化”，谋求极端方案之间的妥协，以及避免采取极端方案的出路。
3.第三个层次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这种对比不时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不断地摇摆于第一个和第三个层次之间，第二个层次则是中间环节。）这个问题同样没有什么直接的固定的公式可套，也得分成几个方面来考察。这里面可以分作两层意思来谈：一是狭义的军事方面或者叫做军事的技术方面，一是可以称为军事的政治方面。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形式是千变万化的。可以作为为数不多的典型事例是：一个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施加军事镇压，这种关系不是纯军事的，而是政治—军事的；事实上，要不是由于被压迫人民处于四分五裂的社会状态，多数人抱着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那么这种压迫就会令人感到不可理解；因此单靠军事力量是无法赢得独立的，需要从军事和政治—军事两方面同时去争取。要是被压迫民族必须等待霸主国的许可，建立一支本民族的正规意义上的军队后，才开始争取独立的斗争，那就得等待很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霸主国承认该民族有权建立自己的军队时，无非表明这场斗争已经进入尾声，并且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了胜利。）由此可知，被压迫民族一开始只是以“政治—军事的”力量来反对霸主国的军事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以政治行功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能收到军事骚扰性反响之功效，是因为：（1）它能从内部瓦解霸主国的军事实力；（2）它使霸主国不得不在广阔的土地上分散兵力处处设防，从而大大削弱其军事实力。不妨指出，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由于不抓政治—军事领导，曾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在行动党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它那先天性的无能）；皮埃蒙特的温和派党人在年前后的表现也是如此。当然，温和派党人之所以不抓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由于“政治—经济的马尔萨斯主义”，换句话说，是由于他们极力讳言实行土地改革的可能性，是由于他们不愿看到国家立宪会议的召开；他们只盼望能排除民众方面的任何条件和限制，仅仅根据各地公民投票的拥护，把皮埃蒙特的君主制度推广到全意大利。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与上面所说的问题有联系：一些重大的历史危机是否直接为经济危机所决定？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包含在前文的一些段落里，前面所探讨的一些问题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此刻所提出的问题。然而出于教学法上的考虑，即考虑到部分读者的需要，对于同一个问题还是有必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不过这样一来就好象变成一个新的独立的问题了。可以肯定，经济危机本身会直接造成重大的历史危机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经济危机只能造成一种较为有利的环境，使一定的思想方式得以传播，对于涉及到整个国家生活今后发展的问题，提供一定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任何关于危机时期或繁荣时期的论断都会带来片面的估计。庸俗传统史总是先验地“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同时发生社会平衡体系遭到重大破坏的现象，马西埃则相反，他在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概述中断言，截至年的国内经济形势确实相当好，同此，不能说什么法国专制王朝的崩溃是贫穷危机造成的。必须指出，当时的法国正处于致命的财政危机重压之下，正在考虑由哪个特权社会等级挑起重担做出必要的牺牲，以使同家财政和王室财政恢复正常。再说，即使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欣欣向荣，城市和乡村的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的确很不妙。普遍地陷于贫困的境地，尤以乡村为甚。不管怎么说，力量平衡体系的被打破并不是由直接的机械的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某个社会集团贫困化的直接结果，尽管这个社会集团对打破这种平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并且在事实上把它打破了。它是比直接的经济高一级的领域里所发生的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同阶级“威望”（未来的经济利益）有关，同要求独立、自主、权力的激情爆发有关。经济的盛衰是产生新的历史现实的一个根源，这个具体问题只是表现在不同级别和层次上的力量对比问题的一部分和一个方面。新的历史现实既可以因为繁荣的局面受到某个敌对阶级的狭隘私利的威胁而产生，也可以因为经济衰败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原有的社会力量中又找不出一种力量能利用立法手段使之缓和和恢复正常而产生。因此可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整个社会力量对比的总和中突变性波动的具体表现，就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着力量对比从经济阶段向政治阶段、最终向决定性的军事阶段的过渡。 要是不经过这种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过程——这基本上是人、人的意志和能力发挥作用的过程——，局面并不可取，而且可能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要么是旧社会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阶级的杰出人物并对其广大的后备力量采取恐怖手段以保全自己并获得一段喘息的时间；要么是两股敌对的力量问归于尽而形成一种死气沉沉的局面，这种局面也许得靠外国人的监督来维持。（—年：最初叙述于—年） 在对力量对比作任何具体分析时，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应该是：这种分析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目的本身（除非单纯以写过去历史为目的），只有这种分析可用以说明一定的实践活动或意识的创举是正当的，它才具有意义。这样的分析可以揭示出阻力最小之点，使意志的力量在运用时可以收到最大的效果；可以为当前的行动提供直接策略性的建议，并对怎样开展宣传鼓动才是最有成效，什么样的语言群众最容易理解等问题指明方向。在任何形势中，决定性的因素总是那种长期积聚起来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力量，一旦看清形势有利，就可以把这支力量投入战场（形式之所以有利，可能就因为有这种力量的存在已经它的富于战斗精神）。因此，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耐心细致地建立和发展这种力量，使它成为一支日益巩固、日益团结、日益自觉的力量。一部军事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养兵千日用于一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重视军队的平时训练的。大国之所以是大国，就因为它们时刻准备着对有利的国际事件进行有效的干预，而这些国际事件之所以对它们有利，也正是因为它们有实际的可能去进行有效的干预。（—年：最初叙述于—年）
（待续）
译自葛兰西《狱中札记》年英文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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